“黄大牛”与“大黄牛”

2010年春，北京百万庄大街26号。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大门口，时任副院长董树文正在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一个戴着眼镜、背个双肩包、踩着厚底大皮鞋的中年人利索地下车，大步流星地朝

这边走来。

就是他！黄大年！董树文习惯性地看了下手表：比约定时间还早十分钟。心下不禁对此人多了几分赞许。　　　　　　　　坐定后，董树文开门见山，想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大年，你过去研究什么方向？”

“我在国外时搞过一些战略核心技术，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论文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董树文心里一愣。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他从寥寥数语中已读出黄大年特殊的才华和本领。

“如果请你负责，时间比较紧，能不能赶得上？”

“董院长，我过去有基础，应该没问题。”

作为首席科学家，董树文正在全力推进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球深部探测专项（SinoProbe）。该项目设置8大项目49个课题，集中了国内118家机构、1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与其中，吹响了中国向深地进军的“集结号”。

当人类因人口膨胀、环境恶化敲响“资源枯竭”的警钟时，埋藏在地层深部的丰富资源却在静静沉睡。从理论上讲，地球内部可利用的成矿空间，分布在从地表到地下1万米，世界先进水平勘探开采深度平均在2500米至4000米，相当于给地球“掏掏耳洞”。

对中国而言，向地球深部进军已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我们不仅探测水平落后欧美国家近30年，矿产资源勘探深度平均只有400多米，油气开采平均深度不足4500米，且有部分地形复杂的国土迄今还没有被勘查过，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也亟待探测和守护。

考虑到中国在深探装备领域长期依赖进口的情况，有关部门提出在深探专项八个项目已全面启动的情况下，追加第九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该项目斥资3亿元人民币、牵涉技术领域众多，谁来“挑头”直接影响整个大项目的进度和成果。彼时，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已经制定了初步方案，黄大年回国后，在科技部和财政部有关领导的引荐下，董树文与黄大年见了这一面。很快，董树文召集几家单位共同商定，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朱日祥院士同意请黄大年主持该项目。这个项目为黄大年量身定制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

如果说“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项目就像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上安装“千里眼”，看穿地下深埋的矿藏和潜伏的目标，那么“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就是研制给地球做“CT”和“核磁”的仪器装备，让地下两公里甚至更深处都变得“透明”。

黄大年感到，这是祖国对他莫大的信任，这两个项目如果能在他的努力下比翼齐飞，祖国的深探事业不可限量。他恨不得立刻就全速推进，把“国家失去的30年时间追回来”。

孰料，在深探专项第九项目的首次讨论会上，黄大年首次亮相就引起一片哗然。

他说：“既然我们落后很多年了，就不能从零开始，而是要把国外最先进的设备买过来，对关键部位和插件进行升级改造，让我们的‘蓝军’直接进入‘红军’的心脏，一举站到巨人的肩膀上。”

所谓“蓝军”，原指在军事模拟对抗演习中专门扮演假想敌的部队，通过模仿对手的作战特征与代表正面部队的红军进行针对性的训练。黄大年的“红蓝军路线”，就是通过红军、蓝军之间的结合与比拼，利用西方已有的技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巨人。

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红蓝军路线”。中国地学界长期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荣，黄大年这种“把人家后台数据库买过来，进行插件升级再卖回去”的想法，可谓“惊世骇俗”。

丝毫不介意众人异样的眼光，黄大年继续说：“好比一场马拉松，别人已跑了半程，中国要从头起跑，恐怕很难能赶上，我们也等不及，必须另辟蹊径！”

会上，董树文虽然也没有完全理解，但他相信：“从大年嘴里说出来，一定有着深远的考虑。”

会后，黄大年拿出他的调查，向董树文解释说，中国深部探测的主要关键设备九成依靠进口，国内中档设备可用的占不到10％，甚至这里面还有不少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也是国外的。国外拿出一套设备，肯定是市场卖一套，家里存一套，正在研发的又是一套。如果不找到后发优势，我们和国际上的差距可能相差至少30年并且始终难以缩小。

董树文被黄大年的激情感染了，也被他提出的“后发优势”说服了。

“首席支持我，我就这么干。”黄大年雷厉风行，立刻跑出去搞市场调研。没过多久又旋风式地来到北京，张口就说要建平台。

“什么平台？”董树文看着眼前的他，还是背个大包，兴冲冲进来。

“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黄大年边回答，边掏出手绢擦着汗。

搞油气的人知道，平台是一套软件系统，所有的地质、地球物理和钻探数据在这里集成。黄大年提出的预算，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可以买两套。

“你买两套干什么？”

“不是，我只买一套，咱们连后台和元数据都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做插件，马上去升级，升级以后我再卖给他。”

董树文最终批准了。很多人听说后摇摇头，并不看好这些“忽忽悠悠的玄乎事儿”。

可是黄大年不以为意，他就像一台刚刚装载的新马达，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机器的转速带到最高。

他找人翻译出版了一本《疯狂科学家俱乐部》，送给参与项目的各个机构和单位，书中介绍了美国进行组织创新、开展大科学研究项目的先进经验。他逢人便说：“真正的研究不是分散的自发的，而是系统的集成的，应该借鉴国外大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组织重大科研项目，征集最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完成重大攻关。”

他又引入一套项目管理系统，把第九分项的任务分配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用计算机记录工时。哪些属于智力问题、哪些属于资源问题、哪些属于人为阻碍，他会实时监督、直接干预、询问指导。

有的人直接抗议：你把科学家当什么了？！我们是科学家，不是机器人！

黄大年却坚持：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一周的目标就是一周的目标，每天几点到几点必须把目标完成！

晚上11时，黄大年通常会登陆管理系统，浏览每个环节的工作进度：项目是否进展顺利？之前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技术和资源上有没有他能予以支持的地方？

对黄大年来说，这个软件就像是一片安眠药，吃了这片药，今晚就能睡个好觉；同时它又像是一支兴奋剂，点开一看，他提笔就列出一个问题单，往往又是一夜无眠……

可是，没过多久，出毛病了。黄大年发现，自己浑身的劲儿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些人认为“外来的和尚乱念经”，压根儿不认可他的学术权威和领导能力。

焦虑、失眠、进度拖慢……黄大年一度患上带状疱疹，甚至萌生了辞退首席科学家、做普通教授的想法。

高平找到他：“大年，你不能走，你不能轻易把这片刚刚看到的阳光撤走。”

沉默半晌，他说：“我再考虑考虑，我没想到，真的很难。”

他常常一个人，走在学校操场的跑道上。团队师生不忍心去打扰他，“黄老师想干事，我们能理解他那种痛苦，也能感觉到他那种孤独。”

他就像一只孤雁，循着认定的方向，逆风而行，直到望见那片辽阔的海，又一次次鼓起翱翔的勇气。

2010年7月，有关部门邀请70多位“千人计划”专家赴北戴河疗养。和这群“千人计划”专家在一起，黄大年感到轻松自在，思路开阔不少。

“大家有一样的理念、一样的情怀，回国以后都遇到不少类似的苦恼。”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回忆，他和黄大年在那里初识，找到一种“无须语言交流，一个眼神就够”的默契。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前来探望，倾听大家的想法建议。

“国家领导人是有眼光、有想法的。”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黄大年的心境变得从未有过的旷达，就像暴风雨过后的大海，浩瀚而平静，又像鼓满风帆的航船，期待着新的远航。

回到长春，他发现电视里播了新闻，“周围的环境很快发生了改变”，他的创业热情再度迸发。

黄大年找来钉子、锤头，亲手把北戴河休假的合影挂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还对团队成员说：“士为知己者死。国家这么一搞，大家对我们‘千人’专家的认可度提高了，我得努力干啊！”

2014年下半年，深探专项第九项目传来捷报。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的24个插件完成了，整个系统实现了升级换代。

黄大年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搞了一次培训，当初卖给他平台的公司发现：“你们用的怎么比我们的好？我们也要买这套系统。”黄大年嘿嘿一乐：“项目完成后成交！”

这就是“红蓝军路线”！谁也没想到，黄大年一击即中、实现预期目标！如同拨云见日，整个中国深探领域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

“地壳一号”万米科学钻被称为“入地望远镜”，是深探专项第九项目的核心内容。

董树文受到启发，提出建议：“我们能不能用大年的观点，做万米钻机？”研究单位说：“我国目前只实施过5000米科学钻探，目标研发7000米钻机已经很不错了。”

董树文说：“石油勘探已经使用的万米钻机，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平台上，研制核心部件升级改造，一步到位。”

对方又说：“可是我们花了1900万元购买的是7000米的平台。”

“那再争取预算，向财政部报告。”

后来，“地壳一号”这个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庞然大物从四川运到大庆油田时，用了50辆六轴大货车运送，一举创下了地下6000米钻探的亚洲纪录，并且还在向地心进发。

被国外一直垄断的设备终于换上了“中国芯”！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德国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地下万米钻探技术的国家。黄大年团队成功了！过去不服气的人开始另眼相看，一些人还友好地送他个绰号——“黄大牛”。

于平渐渐发现，来找黄老师的单位越来越多，想要寻求他支持的课题越来越多，黄老师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

虽然他的名片上只印有“吉林大学教授”这一个名头，可实际上，他承担了国土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项目决策、专业咨询、课题评审等很多义务工作。

于平经常会在半夜接到黄老师的紧急电话，让她组织团队即刻进行一些数据分析。有很多事，属于国家应急需要，与团队的工作并不相关。

不仅于平，团队成员都怕黄老师的“夺命连环CALL”。于平也劝他，咱能不能少管点儿闲事？结果他呵呵一乐道：“都是国家的事，哪里有闲事。”

黄大年还应邀担任国家“千人计划”联谊会科技创新工作组副组长，牵头发起成立鲲海创新研究院，并担任首届副院长，组织“千人计划”专家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进行有效对接，使其成为推动前沿技术与军民融合发展的公益平台。

在黄大年的感召发动下，越来越多的“千人计划”专家和海归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仅要具备深远的战略眼光，他规划与完成的事情，应该服从于国家需要，应该站位于国际前沿，应该集成符合国家利益的成果，更应该具有可以冲向世界巅峰的创新力量。

浙江大学医学院杭州滨江医院副院长、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田梅清晰地记得，2016年10月29日，第二届“千人计划”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京召开，黄大年就像每次一样，提着黑色的行李箱匆匆赶来，满头是汗。然后，他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地分析了我国在科研领域方面的短板，又从规划政策、组织攻关、创新创业、实施举措等方面提出意见。会议刚结束，就又赶往别的地方……

七年如一日。黄大年办公室里的九组书柜塞得满满当当，除了专业书籍、项目报告，还有一沓又一沓的学术笔记、发言汇编。最右侧的柜门里，挂满了参加各种会议活动的挂牌，下面还极不相称地塞了一床棉被。无数个赶进度、做课题、修改材料的深夜里，他就是裹着这床被在沙发上凑合几个钟头，第二天站起来又是精神抖擞。

大家又给这位“黄大牛”起了一个绰号——“大黄牛”。（未完待续） 

（摘自科技日报）